最近，一篇名为《北京大学李悠悠实名揭发长江学者沈阳教授》的文章刷了大家的屏。文中提到20年前一位名叫高岩的北大中文系女生“因为遭受XX教授的性侵和污蔑”选择自杀。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外人不清楚，也不适合随意评论。但这个事件引出来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还是特别值得咱们做父母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教育孩子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懂得保护自己？
在豆瓣上，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特别多。有一篇文章叫“什么样的姑娘才永远不会遇到性骚扰？”（作者林山王一号）提到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点：
源自老师，上司的性骚扰，基本是通过两点，就能避开：不怂，不求。而被性骚扰的姑娘，很多都是性格软弱的好姑娘。
她们从小被教育成要性格温柔，要学会小鸟依人，要婚前做个纯真少女，婚后做个贤妻良母。要爱惜羽毛，人过留名，才算得上主流价值观认可的完美淑女。问题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淑女教育之下，她们潜意识中或许都是认可女性本弱，男性为王的价值观的，所以当她们遭遇性骚扰，那种害怕和恐惧之下，她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力量，她们不敢反抗，她们纯真的美貌，温柔的举止，如水的避让都成为色狼最好驾驭的施害对象。
这两天，还看到高岩同学的悼念信，其中一封署名王敖。王敖与高岩是北大的本科同学，后来去耶鲁读了博士，现在美国做教授。这封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性格和命运之间的某种联系。
－以下转摘部分王敖原信－
本文纪念我二十年前自杀的同学高岩。下面讲的事情，在二十年后仍然跟我和很多同学有关。
大一的现代汉语课上，任课老师叫沈阳，当时是副教授，现在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长江学者。我们级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班的高岩同学是因为他死的。
高岩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之一，在我的印象里，她有点内向，总是和和气气的但又似乎挺敏感。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老师的话，因为父母就会这样讲。高岩的父母是北京很受尊敬的中学老师和语文考试的总阅卷人，上课的时候她总喜欢坐在前排，认真地仰视老师。
我跟高岩的交谈一般都是在教室里，记得有一次她回过头来对我说，“王敖，你记得交作业啊，不然的话影响成绩！”说的时候，带着笑意眼神里还有一丝俏皮。能清晰地记起这个瞬间，是因为我当时有明显的触动。
我当时愣了一下，对我这种自由散漫的叛逆青年而言，第一反应是交不交作业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我能理解她，她就是一个标准的好孩子，那种恨不得上课背着手坐好听讲的同学。所以，我很乐于面对她那善良的提醒。那个时候，我跟班里好多女生都没单独说过话，但在课间自由活动的时候，我会乐于跟她聊两句。我也一直觉得，如果她活着，现在一定是个很好的学者。她的聪明才智是公认的，她的单纯也可以让她更专注做学问，所以她学术上的成就本可以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更高。可惜的是，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成为另一种人的猎物。
沈阳当时已经年过四十，也有家庭。他每周坐学校的教师班车来上课。我对渖沈阳的印象是，其人能说会道，跟学生互动的时候善于察言观色。上课的时候有个长期习惯，就是喜欢随口举一些有歧义的例子，一般涉及性话题。那并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语言现象，举完例子他会得意地一笑。一次两次还可以，时间长了让人生厌。课间休息时，他也会找女生说话，偶而会伸手碰一下女生肩膀，他要找某个正背对他跟别人说话的女生，不是叫名字而是用手轻轻点一下女生后背。之所以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授课老师里只有他这样。
根据李悠悠的回忆，高岩每周末会回家，沈阳安排她跟自己一起坐教师的车回北京。这种机会不是学生自己要求就可以有的，带回家单独辅导，也并不是所谓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问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存在权力的不对等，这些都埋下了高岩悲剧的种子。
大二回到燕园以后，男女生各自分楼去住了，之间的交流变少。当时读过高岩在96年夏天写的文章，最近又重读了。她在文章里谈到自己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平和、自信、快乐。”而到了大一下学期则是“不间断的焦虑、怀疑、痛苦。”对她来说，生命中的前十九年都活在唯美的梦境里，而现在感到的都是存在的焦虑。最终，她选择的仍然是“珍惜生命。”（见高岩文章《追忆大一似水流年》）。
当时的大学生，即使在经受感情上的打击之后，选择离开父母家庭去自杀的仍然是极少数。与其说高岩为什么这么不珍惜生命，不如讨论一下是什么让她违背自己的初衷，终于走上絶路。
看了李悠悠的回忆，我才明白过来。高岩不是受到来自沈阳的打击之后，在冲动下自杀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复折磨。知道这一点，一方面让我更为她感到难过，一方面也理解了一点当年她曾经发出过求救的信号，只是没有在整个群体中得到足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