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初传，到魏晋南北朝时，已经迅速发展。与此同时，道教由于自身的变革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因此，佛、道二教的交流与斗争是必然的。身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文化的道家的争论，使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民族色彩，变为了民族甚至国家之间的辩论。但也正是因为这两者之间的争论，才能让他们在斗争中走向渗透和融合。
一、僧人神异事迹所见的僧人、道士的斗争
（一）僧人神异事迹的价值
僧人的神异事迹指的是僧人超乎常人、超越自然的各种神奇的能力。佛教既然作为一种宗教，自然是离不开神异事迹的。在我们现代人眼中来看这些“神迹”，自然是荒诞可笑的，但是我们要带入当时的思想与眼光，运用公正眼光看待，更不能全盘否定。
宗教尤其是宗教中的神异事迹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有的价值。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僧人的神异事迹。既要知道它的本质，又要了解它的价值。宗教所谓的神迹，就是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创造某些特殊事件。在他们眼中。神创造万物。
这些对于现代人来说相当荒诞的神异事迹，在当时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们既有佛理依据，又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和道教传说关系紧密，能从一定程度上迎合那些对佛教哲理没有兴趣或对此很难理解的帝王及广大人民的心理需要和现实需要，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显现神通类僧人神异事迹的佛理依据是佛教的“六神通”。
因为编写这些神异事迹的作者是置身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大环境之中的，他们的思想必然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神话传说去还原当时的部分历史。
因此，僧人的神异事迹除了可以满足宗教和人们的需要外，还可以在客观上还原历史，为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道士的斗争提供补充。
（二）僧人神异事迹中僧人与道士的斗争
通过僧人神异事迹来研究僧人与道士的斗争是近几年才兴起的。
《高僧传》记载了释法度在宋末之时游于京师，高士明僧绍待其如师友。绍亡后，舍山为寺，道士以寺地为道馆居住，但最后都以死亡告终。而释法度居住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靠法力使“群妖皆息”。道士死亡的原因是被群妖所困。在这场斗争中，妖胜于道士，而僧人又胜于妖。僧人才是最终胜利者。通过这场斗争使得僧人树立了绝对权威。
北朝僧道神异事迹中双方的斗争不涉及僧人道士与妖怪、山精的斗争，而是通过论证僧人饮毒酒而无恙，来证明僧人优于道士。
整个魏晋南北朝都不乏僧人神异事迹中的僧、道斗争，但北朝却很少，更多的表现为僧人、道士咄咄逼人的、面对面的辩论。且这些辩论大都由皇帝主持，于朝廷中辩论，定优劣。
南朝僧人、道士之间的斗争更多表现为书面辩论和僧人神异事迹中的斗争。南、北朝僧人、道士之间的斗争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南方柔和，北方激烈。南朝的佛、道之争通过对二教教义、教理或者僧人的神异事迹等理论方面的辩论表现出来，而北朝的佛道之争则更倾向于借助皇权进行激烈的攻击。
（三）僧人神异事迹中“夷夏之辩”的体现
夷夏之辨从身份认同角度来看，是对本民族的身份确认和文化认同，是对其他民族的认异和排斥。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而佛教是外来胡人的宗教。因而道教徒用“夷夏论”攻击佛教，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最能站得住脚的”。
《法苑珠林校注》这则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佐证。首先，它向我们展现了南朝刘宋时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巫与道、佛并存的事实。佛、道、巫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出自僧人的记载，并且又以“佛教优于道教”为目的，自然对道教徒的描述有很大的主观色彩，但是不管其对道教徒的评价如何，透过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在民间佛、道、二教的地位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这也与南北朝时佛道二教齐头并进的史实相吻合。其次，这则故事尤其突出了道士与僧人，佛教与道教的斗争。
南北朝时期，多次出现僧、道士的“夷夏之辩”。而这些辩论几乎都是从宗教义理等方面的辩论。除此之外，运用神异故事也是僧人进行“夷夏之辩”的重要武器。
僧人与道士的当堂辩论也许只为那些帝王、名士所知，而神异故事却提供了百姓对夷夏之辩的了解机会。而佛教最终胜出的结局，也会相应的引导百姓的信仰。
二、僧人与道士的融合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生长，得以传播，不但需要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而且还要同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才能够适应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并为其服务。
因此，佛教徒学习道教是必然的。反过来，道教也需要吸纳佛理来充实自己。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又是相互交融的。在具体的僧人与道士身上，就表现为二者的友好交往。
（一）僧人与道士的友好交往
自汉代开始便出现了佛道二教之间的交流，有人既信仰道教又信仰佛教。如汉明帝之弟楚王英与桓帝都兼好佛老。更有甚者，如道教领袖陶弘景信道亦信佛。
大通年间，释昙鸾学习佛法的同时还不远万里从北跑到南，拜访陶弘景，而陶弘景也“欣然对接”，并且还赠送给释昙鸾十卷仙方。在二者的交往过程中，友好尊重之情溢于言表。虽然他后来焚毁了陶弘景赠的仙经，“但是一时冲动的一把火可以烧掉《仙方》，却不能把陶弘景对他的影响一并烧光。
这一时期僧人、道士友好交往的突出表现便是：出现了一批佛、道双俢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他们互相学习对方宗教的经典，为己利用。如僧人慧思便把道教长生不死之说吸收到佛教之中。
还有一些僧、道交往表现为道士皈依佛门与僧人弃佛入道。本文所讨论的道士皈依佛门与僧人弃佛入道都是他们主动放弃原有信仰而改信他教，而非出自外力的逼迫。如：道士孟寿本打算祈心反正，皈依佛教，见到释慧命后，就舍宅为寺。
这一时期僧人弃佛入道与道士皈依佛门的事情屡有发生。即使僧传中也记载了僧人弃佛入道的情况。如僧人释卫元嵩为益州人，少年（梁末）就已经出家，师从亡名法师。但是他以“蜀土狭小不足展怀”为由，游于北周，后来竟与道士一起建议废除佛法。
（二）饮食所见的僧、道交流---僧人与辟谷服食
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的饮食除了遵循印度佛教中“乞食”、“过午不食”外，还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如素食与辟谷服食。僧人辟谷服食则是吸收道教的修行方法，体现了僧人、道士饮食上的交往。
辟谷时的服食物可分为以下几类：一、营养高而且具有一定药物保健作用的食物如豆、枣、胡麻（芝麻）、松子、荔枝；二、中医中可长期服用且副作用甚小的保健草木药如松根、术、黄精、天门冬、松脂、蜜、茯苓、松柏叶、云母、枸杞、甘菊、桑上寄生等。另外，随着外丹黄白术的兴起，石脂、石钟乳等坚硬难销的矿物类药物也被用于服食配方中。这一时期，很多僧人都模仿道士的修行法则，辟谷服食。
僧人辟谷服食会危及生命，即使如此许多僧人还争相效仿。甚至这种行为也被大量记录于僧传中，足见这种做法是被当时赞赏的，已经成为当时僧人饮食的风气。僧人进行辟谷服食不论是出于哪种目的，都是学习道教的结果。
三、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取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语，寺院林立，信徒众多。这一时期的道教经历了一个从改革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完成了从原始道教到官方道教的转化。佛、道二教在争取统治阶级的支持、吸引广大信徒方面，矛盾逐渐加深，冲突开始激化。
因此，僧人与道士开始互相学习对方的教义、理论，以便更好地进行辩论和抗衡。再加上虽然佛、道二教在宗教观念上有很多差异，但是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即他们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来招揽信徒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他们也相互吸收，互相效仿。
在二者的相互斗争中，除了僧人与道士在朝廷上的当堂辩论、书信辩论外，僧人的神异事也是体现二者的斗争的重要方面。通过二者在与妖怪、山精的斗争中僧人胜道士败，以及僧人的医术优于道士来表现出佛教优于道教。甚至僧人反对道士夷夏论的声音也出现在了僧人的神异事迹中。
在二者的相互交往过程中，除了互相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外，甚至出现了僧人主动弃佛入道与道士自愿皈依佛门的现象。同时，二教的互相交往还渗透在僧人、道士的日常生活中，僧人开始辟谷服食，在饮食中实现了僧人、道士之间的互融互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佛教、道教交互影响，僧人与道士之间既相互斗争又友好交往。这样的结果便是促进了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与大繁荣。